第26章 东海 （中）

起源争议

著名的史学家顾颉刚曾经在其著作《史林杂识》中提到过两位学者张政和李平心先生对于中国剑来源的观点。张政认为“剑非吴越人所发明，大约从塞外传来”，而李平心则认为“剑实来自西域”。

而学者马明达先生在其著作《说剑丛稿》中也提到对于宝剑的起源问题。他指出：“第一，根据考古发现，基本可以确认西周初期有剑，但那是一种长度仅十几厘米或二十几厘米的又可称为“匕首”的短剑，同春秋后期兴起于吴越的剑明显不同。第二，对剑的来源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仍强调这种短剑的出现同北方游牧民族有关，认为“中原佩剑之风显然受西北游牧人的影响”。而他自己则“同意西周初期已经有剑。在其来源上，倾向于剑并非周人所固有，而是受了北方和西北游牧民族影响的观点”。

著名考古学家李学勤认为，中国春秋时代已有很长的剑，不能说是外国或胡人传来的。

中国剑真的来源于外来民族吗？北师大教授王子今在《“镔铁”与张骞西行的动机》一文中指出：“有的学者曾经认为，中原的‘剑’，来自北方游牧民族。正如李学勤先生所指出的：‘这种看法的酿成，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发现春秋以前的剑。’由于20世纪50年代有陕西长安张家坡和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西周至春秋初年剑的出土，中国周围古代文化的剑，或与中国剑形制无关，或年代晚于中国剑，都不能作为中国青铜剑的起源。”

剑创始自轩辕黄帝时代。据黄帝本纪云：「帝采首山之铜铸剑，以天文古字铭之」；又据管子地数篇云：「昔葛天卢之山发而出金，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以上两说，似黄帝与蚩尤，均己制剑为兵。

据以上所述，无论剑之创始人为谁，其出生于黄帝时代，可无置疑。黄帝于民元前四六一五年﹝公元前二七0四年﹞建庙，国号有熊氏，当时尚系初入青铜器时期，但由此推知，剑之出世极为古远，历史悠久，故后人称之「短兵之祖」，确可当之无愧。

自黄帝至东周，大多以铜铸剑，剑质颇佳，炼制技术亦逐渐进步。春秋战国之时，并定剑制，详言制剑之法。周礼考工记云：「周官桃氏为剑，腊广二寸有半，两从半之，以其腊广为之。茎圆长倍之。中其茎，役其后，身甚五其茎，重九锵﹝按：周礼六两半为一锵﹞，谓之上制，上土服之。身长四其茎，重七锵，谓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长三其茎，重五锵，下士服之」。又考古记云：「剑，古器名，两刃而有脊，自背至刃，谓之腊，或谓之锷﹝即剑身﹞。背刃以下，与柄分隔青，谓之首﹝即剑盘﹞，首以下把握之处曰茎﹝即剑柄﹞，茎端旋环曰铎」。

中国在商代开始有制剑的史料记载，一般呈柳叶或锐三角形，初为铜制。当时通常是作为长兵器之下的辅助武器，但在吴、越等河川较多的地区则因水战较多而是将剑作为主要武器，春秋时代的名剑也因此大多出于这些地区。内蒙古自治区伊金霍洛旗朱开沟遗址出土的“鄂尔多斯直柄匕首式青铜短剑”，是我国迄今所知最早的青铜剑，约在早商时期的公元前15世纪。此剑通长25.4厘米，剑身近似柳叶形，厚脊，双面刃，直柄，中间有两道凹槽，柄首略呈环状，柄与剑身衔接处的两侧有凸齿，剑身向下斜凸成锋，柄部缠绕麻绳。

春秋战国，剑为步战主要兵器，并不断加长。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中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全长有 55.7厘米。汉武帝时，有超过3尺，剑刃

越王勾践剑

越王勾践剑(2张)

由两度弧曲而伸，成平直，剑锋的夹角由锐加大。东汉，逐渐退出了战争舞台，主要为佩带仪仗或习武强身自卫。汉代后铜剑渐被钢铁剑替代，并趋于定型，即剑身中有脊，两侧有刃，前有剑尖，中有剑首，后有茎，茎端设环处称镡，此外尚有剑鞘、剑穗等附属饰物。隋唐，佩剑盛行。《隋书?礼仪志》载：“一品，玉器剑，佩山玄玉。二品，金装剑，佩水苍玉。三品及开国子男，五等散（散）品名号侯虽四、五品，并银装剑，佩水苍玉，侍中已下，通直郎已上，陪位则象剑。带直剑者，入宗庙及升殿，若在仗内，皆解剑。一品及散（散）郡公，开国公侯伯，皆双佩。二品、三品及开国子男，五等散（散）品号侯，皆只佩。绶亦如之。”唐代最盛，被文人墨客视为饰物，抒以凌云壮志或表现尚武英姿。后剑与道教结下不解之缘，成了道士们手中的法器之一。

西洋剑发展

西方的长剑，亦是历经千年传承下来的，经历了无数战争的考验，而且不论大兵团作战还是步兵小规模战争，都有很好的作用。在罗马衰落后的维京入侵时期，长剑就开始大规模用于散兵作战和劫掠的争斗中，之后随着法兰克和神圣罗马的崛起以及英格兰苏格兰的对立，城堡之间的领主战争更造就和验证了长剑的优势，在随后的十字军时期，由于面对阿拉伯优异的冶炼工艺，欧洲剑经历了一次学习和完善的年中由于重装甲逐步出现才使长剑逐渐失去了实用价值。[1]